第656章、孤独的融入“天家”（1 / 2）

陈着平时爱穿便装，来首都前也没料到还有这档子事，所以正装一件没带。

幸好，这里还有“家属”在。

上午陈着拜访王国华的时候，宋时微拉着小助理去SKP“采购”了，从西装衬衫，到皮鞋领带，一应俱...

江辰关掉手机，烟花的光还在他瞳孔里闪烁。窗外，城市的喧嚣如潮水退去，只剩远处码头零星的汽笛声，像某个孩子尚未说完的梦话。他没动，就那样坐着，背对着整面墙的数据流屏幕??蓝绿色的字符不断滚动，记录着此刻正在“萤火-极光”系统中苏醒的课堂：内蒙古牧区的一间帐篷教室里，一个男孩正用带着口音的普通话朗读《少年中国说》；海南渔村的小院中，祖孙三代围在平板前学写春联；西藏边境小学的值班老师点击开启远程辅导模块，三分钟后，AI助教“小桥”温柔地问：“今天想和谁说话呢？”

这些声音没有汇入除夕的狂欢，却在他心里响成一片。

林晚晴发来一条消息：“你又一个人守到这时候？”

他回：“习惯了。”

她没再追问。他知道她懂??有些夜晚，必须独自面对，才能听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哭声与笑声。

第二天清晨，阳光斜照进办公室时，江辰已经在整理一份新的项目提案。标题是：**“提问者计划”试点实施方案（第一阶段）**。这是他在冬至大会上听到那个聋哑女孩手语讲述后萌生的想法??不是单纯教孩子知识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提出问题，尤其是那些被大人视为“不该问”的问题。

“为什么爸爸打妈妈？”

“为什么我不能上学？”

“为什么穷人家的孩子就要认命？”

这些问题，曾淹没在无数个沉默的夜里。而“萤火-极光”系统的最新情绪共振地图显示，全国有超过两万名儿童长期处于“认知压抑”状态??他们不哭、不闹、不说，作业按时交，成绩勉强及格，但眼神空洞，笔迹僵硬，仿佛灵魂早已提前休眠。

江辰把这份提案打印出来，封面上贴了一张便签，写着：“从‘我能学什么’到‘我想问什么’。”

上午十点，团队召开新年首次全员会议。小赵抱着笔记本冲进来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眼睛却亮得吓人：“哥，你知道吗？昨晚那条推送，转发量破千万了！有个高中生写了篇作文叫《我不是太阳，但我愿意做一根火柴》，被语文老师推荐参加全国大赛！”

林晚晴笑着摇头：“现在连教育局官网都在引用你那句话。”

江辰只是点点头，把提案发了下去。会议室渐渐安静下来，每个人低头翻阅，有人轻声念出其中一段：“……我们相信，真正的教育起点不是答案，而是疑问。当一个孩子敢于开口问‘为什么’，他就已经踏上了挣脱命运的第一步。”

“这风险不小。”技术主管老周推了推眼镜，“很多地方对‘批判性思维’这个词还很敏感。万一又被扣上‘思想渗透’的帽子……”

“那就让他们看。”江辰平静地说，“我们可以公开每一节‘提问课’的教学录像，接受第三方评估。如果连孩子问一句‘为什么下雨天学校不发雨鞋’都要被审查，那才是真的危险。”

林晚晴补充道：“我已经联系了云南怒江和甘肃临夏的两个试点县，当地教育局表示愿意配合，前提是课程内容不脱离课本框架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江辰翻开附件页，“第一课主题是‘我家的故事’，让学生用绘画、录音或文字记录一件让他们感到困惑的事。比如??‘妈妈为什么总在半夜偷偷哭？’‘爷爷说读书没用，可老师说有用，到底听谁的？’”

小赵忽然举手：“我老家堂弟去年辍学了，就因为村里老人说‘读书不如打工’。要是早两年有这个课，说不定他还能回来。”

没人接话，但空气里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。

三天后，首批五个试点班级正式启动“提问者计划”。设备接入当晚，系统后台收到第一条学生提问音频，来自云南一个十二岁的女孩：

> “老师，我想问……如果我家穷，是不是就不配拥有梦想？”

语音识别系统自动标注：语调低缓，尾音颤抖，情绪值为“深层不安”。系统随即触发响应机制，推送定制心理疏导动画，并通知属地志愿者进行家访。

江辰听着这段录音，反复播放了三遍。然后他打开个人账户，以普通用户身份回复了一条语音：

> “你提这个问题的样子，就已经在追逐梦想了。”

这条回复被系统标记为“高共鸣信息”，自动纳入教师培训案例库。

一个月过去，试点数据逐渐浮现。最令人震惊的是，在所有提交的三百七十六个问题中，超过六成涉及家庭暴力、性别歧视、教育资源不公等现实困境。其中一个四川男孩写道：“我爸说我是累赘，因为我考不上重点高中。可我只是想当厨师，我不想死。”

这句话让整个团队彻夜未眠。

他们连夜升级预警模型，将“自我否定强度”列为一级风险指标，并与妇联、心理援助机构建立直连通道。同时，推出“匿名树洞”功能，允许学生用变声器提交问题，保护隐私。

与此同时，舆论风向再次微妙变化。

一篇题为《我们的孩子，正在学会沉默》的深度报道悄然走红。作者是一名退休中学教师，她在文中讲述了自己三十年教学生涯中目睹的种种“消失的问题”??女生不敢问月经相关知识，贫困生羞于申请助学金，留守儿童写信给父母却被老师当作“扰乱课堂秩序”。

> “当我们只教孩子标准答案，却不允许他们质疑生活本身，我们就是在制造顺从的机器，而非独立的人。”

文章末尾附上了“提问者计划”的链接。一夜之间，报名参与试点的学校增至二十三所，覆盖八省。

然而，暗流从未真正平息。

四月初，某省级教育督导组突然进驻甘肃临夏，宣布对“提问者计划”开展专项调研。名义上是“了解创新实践”，实则约谈多名授课教师，要求提供全部学生提问记录，并质疑“是否诱导未成年人挑战家长权威”。

消息传来时，江辰正在贵州山区回访一名曾因抑郁休学的女孩。她如今已是班里的“提问委员”，负责收集同学们不敢说出口的疑惑。见到江辰，她怯生生递上一张纸条：“我今天问了班主任一个问题??‘为什么女同学请假从来不告诉我们原因？’老师没生气，反而开了班会讲生理健康。这是我第一次觉得，说话是有用的。”

江辰看着她微微发红的眼眶，握紧了那张纸条。

当晚，他拨通陈司长电话。老人沉默良久，才说：“上面有人担心，你们在培养‘不安分’的孩子。”

“可如果连不安分都不敢，那社会怎么进步？”江辰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