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5年深秋，红军的领导者们围坐在一张陈旧的地图前，他们的目光凝重而深邃，正对当前的军事局势进行细致的分析。
    一位总部高层的手指在地图上划过，停留在宁夏一带，然后缓缓摇头：“目前，我们不宜立即向宁夏进军。”他的话语带着坚定与决断。
    “我们的根本方针，仍然是南征、东讨。”
    “东讨的利益是巨大的，不仅可以扩大我们的势力范围，还能为即将到来的新革命高潮做好准备。”
    “因此，我们必须在接下来的四个月内，努力扩大红军的规模，至少增加一万名战士。”
    会议室内的气氛变得凝重，每位将领都知道接下来的任务艰巨而重要。
    一方面军需要在接下来的十天内，原地集结训练，提高战斗力。
    同时，他们还要密切关注晋军的动向，以便在了解情况后，迅速决定是向南还是向东进军。
    东渡黄河天险，开赴山西前线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，这一战略部署在红军高层中已经形成了共识。
    这一决策不仅体现了红军高层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，也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央红军初至陕北的实际需要。
    他们必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，以应对日益严峻的形势。
    尽管红军已经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“围剿”，奠定了革命的新局面，但陕甘苏区的处境仍然十分险恶。
    这个地区的面积狭小，仅限于延长、延川、安塞、保安、安边和靖边等几个小县。
    土地贫瘠，物产不丰，几乎没有工业，这使得红军的给养供应变得极为困难。
    此外，这一地区人口稀少，兵源匮乏，使得红军难以迅速补充和壮大。
    要改变这种不利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，就必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
    更为严峻的是，陕甘苏区仍然处于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包围之中。
    南面有东北军六十七军在延安、甘泉、鄯县和洛川一带驻军。
    东南面的韩城、宜川则是十七路军主力部队。
    西面环伺着的是宁夏军阀近10个师的虎狼之辈。
    而国民党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沿着西兰路两侧蠢蠢欲动，随时准备进犯陕甘苏区。
    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红军高层决定采取积极的战略措施。
    抓紧时间加强自身的战斗力训练，要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，以便在关键时刻采取果断的行动。
    同时也开始积极寻找新的革命根据地，为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。
    在义和镇等地，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队的身影频繁出现，如虎狼般四处游走，残暴无情。
    红军若想在这样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，就必须主动出击，打破封锁。
    在瓦窑堡的扩大会议上，通过了《中央关于军事问题的决议》，为红军指明了方向。
    决议中明确规定，1936年2月至7月，红一方面军将渡河东征，深入山西作战。
    目标是击破晋军主力，并在晋西五县以西地区建立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新根据地。
    同时，决议也提出了后续的策略，即根据实际情况和红军的力量，相机由山西向绥远发展。
    红军总部根据决议向前方红军将领发布了命令。
    军事上，要求前方部队在四十天内完成东征的筹备组织工作，并命令他们向南夺取宜川、甘泉两城，完成赤化任务。
    北路军则需立即出击，打击北面的进犯之敌，以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，为东征建立稳固的后方。
    在组织上，红军总部要求各方极大努力扩红，南线部队应完成扩红5000人的任务，并开始组建骑兵旅。
    干部方面，后方需准备200人随军出发，前方则准备100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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