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71章 我的爱溢出就像雨水(1) 神明有情,……(2 / 2)
洛明冉微微颔首,引入另一位思想家的观点:“一切祸害都是本身素质不适应外界条件的结果……不论祸害的特殊性质如何,它总是可以归于一个普遍性的原因:各种机能与它们活动范围之间的不调和。既然如此的话,那就要麽努力使之调和,要麽活该惨遭淘汰[2]。”
“那麽摆在面前的出路无非两条:要麽,努力调整自身素质或外界条件,使之重新达成调和;要麽,就只能惨遭淘汰。这是客观规律。”洛明冉目光深邃。
江晏清学习过斯宾塞的思想,但他的思想与斯宾塞有些出入,学习的时候并没有刨根究底。
洛明冉看出他的困惑,笑了笑:“你不喜欢斯宾塞,是因为济贫法吧。”
“……是。”江晏清被戳穿,俊脸红了红。
斯宾塞说:让寡妇和孤儿自生自灭,看起来是残忍的。然而,当我们不是孤立地看,而是将其与全人类的利益相联系时,这些无情的命运看来充满了仁慈……自然的一切努力就是要淘汰这些人,把他们从世界上清除掉,从而为更优秀的人腾出空间[2]。
他在《社会静力学》中极力反对政府推行济贫法。他认为,贫困是无能或懒惰的自然结果,政府的救济违背了‘适者生存’的自然法则,是一种‘仁慈的暴政’。这种救济如同溺爱孩子的母亲,保护了‘不适者’,最终会延缓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优化。相反,自然规律像一位严父,通过饥饿、贫困等残酷手段淘汰弱者、懒汉和放纵者,从而实现社会的净化和种族的改良。尽管这个过程充满痛苦,但从长远看,对整个人类物种而言却是最大、最真正的仁慈。
这种想法,实在让江晏清不敢茍同。
江晏清向父神讲述自己的看法,以及他在诸华帝国学到的东西。
国家有义务保障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,社会的进步体现在对弱者的关怀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上。
在诸华帝国,获得救济不是施舍,而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。国家的角色不是自然的旁观者,而是公民权利的保障者和责任的承担者。宪法精神体现了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,否定了“任其自生自灭”的冷酷逻辑。
诸华帝国的目标是“社会和谐稳定”和“社会公平”,而非“社会净化”。一个文明社会的标志,恰恰在于它如何对待最弱势的成员。
通过社会救助,国家编织了一张“安全网”,防止公民因贫困、疾病等原因陷入绝境,从而减少了社会矛盾,增强了凝聚力,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和人文关怀。
斯宾塞的方案是“淘汰”弱者。诸华帝国的救济政策不仅是简单的输血,更是为了“赋能”,帮助受助者重新融入社会,创造价值,从“他助”变为“自助”。
斯宾塞将穷人简单归为“懒汉”和“不适者”,是片面且傲慢的。贫困成因复杂,包括疾病、教育机会不均、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家庭变故等。诸华帝国的做法不是像“严父”一样鞭挞和抛弃,而是像一位“导师”,既提供基本保障,又提供发展机会,努力消除致贫的根源,帮助他们成为“适者”。这远比单纯的淘汰更文明,也更有效。
在诸华帝国的视角下,对弱者的关怀不是“溺爱”,而是文明和进步的体现;政府的救济不是“害人害己”,而是巩固执政基础、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。
诸华帝国的法律和实践则体现了一种负责任的、以人为本的治理哲学。它承认国家的积极责任,保障公民的基本尊严,致力于通过救济和赋能来减少苦难、促进公平,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和谐与全面发展。
江晏清认真地对父神说:“诸华帝国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实践足以证明:一个伟大的文明,它的力量不在于如何淘汰弱者,而在于它如何提升和守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与生活。这才是真正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。”
洛明冉看着神采奕奕的青年,欣慰地笑了。
“所以你还在烦恼什麽呢?天地虽然‘不仁’,遵循着冷酷的规律,但你和我,都不是那种绝对‘不仁’的天地。作为神明,我们用超越个体的视角去理解规律,但同样,我们也承载着源于天地、又不同于天地的责任与选择,就像诸华帝国违背物竞天择的规律,选择为她的百姓托底一样。”
江晏清静静地站着,废墟上的风卷起他的衣摆,也吹散了最后的迷茫。
他明白了。
父神并非在教导他冷酷,而是在引领他穿透表象的情绪与狭隘的道德评判,去洞见更深层的法则与矛盾。同时,也清晰地划出了神与人、规律与责任之间的界限。
理解天地的“不仁”,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冷漠麻木;洞悉“弱肉强食”的规律,也并非赋予物种肆意掠夺的权力。
真正的神明,是在看透一切后,依然能做出清醒而负责的选择,就像医生清楚死亡的必然,仍会竭力救治;就像智者看透人性的弱点,仍相信并引导向善的可能。
江晏清再次看向下方的人们,目光已然不同。
悲悯仍在,但那是一种超越了愤怒与谴责的悲悯,融入了对生命规律、文明冲突、善恶辩证的宏大思考。
他知道自己该如何做了。
不能再沉溺于对单一“恶行”的情绪化反应,而要以神明的智慧和力量,去干预、去引导、去构建,在看似“不仁”的天地规律与人类对“善”的永恒追求之间,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。
天道无情,运行有常。
神明有情,择善而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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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有话说:[1]出自美国歷史学家、哲学家威尔·杜兰特(Will Durant)及其妻子阿裏尔·杜兰特(Ariel Durant)的巨著《世界文明史》(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)
[2]出自英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赫伯特·斯宾塞(Herbert Spencer)的著作《社会静力学》(Social Statics)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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